在张继成教授看来，价值判断具有发现、比较、选择、归类、定性、量裁、导向等功能,这些功能对于法律推理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没有价值判断就没有法律推理，有什么样的价值判断，就有什么样的法律推理。因而价值判断是法律推理的灵魂。
[⑧]典型的例子为2001年在四川省泸州市的全国首例“二奶”状告死者发妻争夺遗产案
[⑨]可以说明价值判断的意义所在，该案的关键在于法律的适用、司法审判中的法律推理以及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问题，实际表现为对法律推理过程中的价值判断问题，正如判决书所陈述的裁判理由：“遗赠人黄永彬却无视法律规定，违反社会公德，漠视结发夫妻的忠实与扶助，将财产赠与其非法同居的原告张学英，实质上损害了被告蒋伦芳合法的财产继承权，破坏了我国实行的一夫一妻制度，败坏了社会风气”，这其中已经清晰展现了法官运用价值判断的法律推理。
四、非形式逻辑的主要方法
雍琦教授继承和发展了沈宗灵教授提出的实质推理观，紧紧围绕“审判活动的总体思维结构”以构建法律推理为核心的法律逻辑体系，也是国内第一个从逻辑学与法理学相结合的视角比较系统地研究法律适用中的相关逻辑问题，并超越形式逻辑眼界的法律逻辑理论体系。
[⑩]因此，在本文中有必要对其法律逻辑理论体系作一简单介绍，以便我们更好了掌握其法律逻辑推理的内核和发展相关的一些具体方法。
雍琦教授的“审判总体思维模式”就是法官以确认的具体案件事实为基础，然后将其归属于某项法律条款的适用范围，再通过确认的事实和法律条款之间的链接，借助于形式法律推理而从法律规定中推导出案件的裁决、判处结论的思维过程。从其所运用的方法来看，包含着笔者文中所说明的形式推理和实质推理两种方法，仅把这两种方法杂糅耦合一起进行司法推理，显然会使推理面向呈现复杂性，具体参见其公式化的推理模式：
R——法律规定
F——确认的案件事实
————————————
D——裁决、判处结论
其中“R、F”作为结论的理由，亦构成法律推理的大、小前提，可以涵盖多重形式的逻辑判断，如直言、联言、选言、假言判断或是多重复合判断。“R”表示的是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并非某一具体法律条款。这种演绎论证模式，只是对审判活动总体思维结构的刻划，而不是形式逻辑中任何一种演绎推理形式。这是理解雍琦教授的“审判总体思维模式”的关键思维。因此，在构建法律推理过程中，包含着形式法律推理和实质法律推理两个方面，且这两种推理活动互相联系、互相渗透，在实际法律适用过程中，不仅没有单纯运用实质法律推理的情形，也极少见单纯运用形式法律推理的场合。
因此，在雍琦教授看来，在法律适用的逻辑推理过程中，既要采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又要采用非形式逻辑的方法，并将这两种方法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做到法律适用的融贯性。而非形式逻辑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法律解释方法：拉伦茨在其《法学方法论》中说明了法律解释包括“限缩解释”和“扩张解释”，“例外规定”的解释，习惯法与判例的解释。
[11]在我国法理学的通说中，把法律解释分类为文义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等。因此，法律解释的方法可谓丰富繁茂，但如何运用这些解释在具体案件中进行法律适用却更为关键。
2、价值分析的方法：价值分析方法强调在法律推理和适用过程中，掺入法官对案件事实和法律规范的价值判断。从价值判准的内容来看，不仅涵盖法律规范的本身内容，并且当然涉及道德评判、社会善良公俗等因素的介入，如四川泸州的“二奶”状告死者发妻争夺遗产一案，法官典型了介入了道德因素来衡量本案结果的一个价值取向。美国著名的Elmer 一案亦是如此，格雷法官认同Elmer律师辩护意见，既然该遗嘱未违反《遗产法》的任何明文规定，那么此遗嘱即为有效，而既然Elmer是有效遗嘱中所指定的继承人，那么他就必须继承遗产，即严格遵从实定法规则。而厄尔法官却作出了相反的判断，认为“任何人都不能因自己过错而获利”，
[12]所以，《遗产法》应该被解读为，拒绝将遗产给予为获得而进行谋杀之人。厄尔法官的判决，与其说是对美国过去的法律制度进行挖掘寻找判例规则，不如表明其正当地运用了价值分析方法。
3、利益衡量的方法：利益衡量非同边沁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量的幸福”作为衡量国家法律和制度好坏的惟一标准。利益衡量更多的是考虑案件本身的整体利益，在利益价值冲突的情形下综合平衡。比如，我国民法中所采取的公平归责原则亦是如此，公平归责原则基于当事人均无过错的情形下，为平衡双方利益和损失后果，而采取分摊风险的一种利益考量。
五、“彭宇案”的非形式逻辑方法的运用
在“彭宇案”中，法官运用生活习惯进行假言推理，如果不是彭宇撞的，他就不会垫钱和送医院，由此推定老太太致伤是由于彭宇撞到所致。这一错误的形式推理已在上文中予以说明，不再赘述。面对是否撞伤的事实认定，在双方举证不能的情形下，我们如何通过法律推理来进行认定和判准这一基本事实，以及由此进行法律规范的具体适用和裁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