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和平，才有法治
许章润 清华大学法学院 教授
各位所论，在下均有同感，同时觉得还有另外一脉理路，需要理述，有待展开。为什么？因为，“中国法治的当务之急”这一命题讲的是：如何在现有条件下，将法治作为一个可欲的现代治理方式和建设现代国家的目标，往前推进一层，再落地一尺。刻下“法治中国”之声嘹亮，而实际情形不如人意，似呈僵局，遂有“破局”、“开局”和“布局”之议。日前落实有关司法机构人财权力由省级最高法院统筹的设计，也是基此展开，而另有寄托，别有思路而已。
问题在于，法治讲的是一国之内，和平条件下的规则之治。避免革命是其中应有之义，落实产权关系、达致党政权力的平衡，去地方化、去行政化，乃至解决生活方式层面的“过马路”诸题，旨趣各异，解说有别，而其实均指向如何过一种和平的生活这一共同问题意识。所以，不是别的，和平，正是和平，实乃当下中国为法治“布局”之“急所”也。
细而言之，之所以用“和平”来破题，乃基于这样六点考虑。
第一，战争让女人走开，战争更让法律走开。古罗马法谚所谓“枪炮齐鸣，法律滚蛋”，实为经验之谈，其意在此，其义亦在此。无论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还是内战，起因不同，标榜有别，但均以有效杀伤对方的战斗力为目标，无所不用其极，则无差别。置此情形下，杀人第一，破坏第一，世界成为丛林，还有什么规则和法律可言？那叫做“战争法”的法律，其实是杀人规则，与此刻所言法治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远的不说，只看一百多年来，但凡战争爆发，或战争的阴影笼罩之际，则法治辄遭厄运，例证多有。当年，美国这样一个据说特别法治的国家，在麦卡锡时代居然也有无法无天的行径，为地球人所熟知，如今说起来不免齿冷，纳闷，当时究竟怎么了，又是为什么，打算怎么着。而自美国进入反恐时期以来，嚣嚣然，骄骄然，法治亦且屡遭侵犯，更是眼面前的事。政客无耻，自有党派利益作祟，龇牙咧嘴，哇哩哇啦，但吾辈隔洋观火，着眼芸芸众生柴米油盐，挂念区区身家性命，则不可不察。--朋友，阴暗心理、无端恐惧和敌我思维，选边站队的二元对立观，令政客渔利，将国家拖入疯狂。举国张狂，一派喊打喊杀之声，不妙，不祥，盛世所不为也。此时此刻，公民自由搁置或者收窄，法治定会遭殃。除非火中取栗，别有用心，否则，哪会如此错乱，置天下于不顾。
当今之势，周边诸国，包括日本，不思悔过，焦灼而急惶，与中国作对，仿佛黑云压城，则军备竞赛、战争乌云笼罩之际，就是法治中国半途而废之时。就此而言，“倭寇们”不仅对我华族欠下累累血债，也是中国法治的破坏者。助纣为虐者、把事情搞大乘机浑水摸鱼者、逞一己之快而罔顾大局者、自以为是觉得自己挺能耐而二愣子一般行事者，事同，理同，罪同。
第二，只讲到这里，还没切入主题。最为根本的，也是今晚在下意欲陈述的主题在于，一个立宪民主的共和国，国家之内，并无敌人，只有违法犯罪者。各位，在立宪民主的共和国，国家是一个公共事业，整个中国是一个公共场所，人民是这个公共场所和公共事业的所有者与主权者。此为大是大非，大经大法，模糊不得。
在此格局下，只有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摩擦，而无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进行专政这种敌对思维。所以，一个实现了立宪民主的国家，在国家政治里是不存在敌人的，只有违法犯罪者。此不惟针对一般违法犯罪而言，即就所谓“反恐”来说，亦且适合。
就此而言，促使中国成为一个立宪民主国家，向真正的民主迈步，从而在国家政治中消除敌对势力思维，这是中国法治的“急所”，也是意识形态深层有待解除之桎梏也。
若问为何立宪民主的共和国之内只有违法犯罪者，却无敌人，就在于经由艰难转型，此等国家蔚为一大整合有序的政治共同体，实现了守法者就是立法者的平等承认这一民主建构和民主的宪政化。此时此刻，因为解决了政权的永久正当性，剩下需要面对的不过是政府的周期性的合法性。因而，就国家政治而言，它没有敌人，只有违法犯罪者。当然，在国家间政治上，只要世界政府和全球正义还只是个理想，则敌人是永恒存在的。这也是国家的自我赋权的合法性所在。政治的本质在于建立主权、提供秩序、区分敌我、划清公私，前提则在于政治本身是一种通过法律而确立的具有自我主张能力的统治权。此于国家间政治场域，最称恰切。至于政治统治总是借助法律统治的形式来展开，则主要适用于国家政治；和平时段，它也是强势的国族，多半是既有国际秩序的获益方用来施展国家间政治的文明手段，冠冕堂皇得很呢，文雅体面着呢，哪里只是撸胳膊拍胸脯的喊打喊杀！
第三，由此往下推展，中国今天处于1840年以来还没完成的大转型时段，换言之，约需两百来年才能完成的中国革命的长时段还没结束，有待收尾，万万懈怠不得，嚣张不得，也急躁不得。既是收尾，则由非常政治转换为日常政治，堪为选项。值此情形下，我们只能“劝进”，希望抛弃革命思维与革命方式，采取一种和平的日常政治下的治理方式来打理这个国家，来对待她的人民。
日常政治下，最为精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