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部落社会的国家层次社会；国家的“原生”形成和竞争形成；国家形成的不同理论，包括此路不通的灌溉论；国家为何仅出现于部份地区
与部落社会相比，国家层次社会具有下列的重要差别： (1)
首先，它们享有集中的权力，不管是国王、总统，还是首相。该权力委派等级分明的下属，至少在原则上,有能力在整个社会执行统一的规则。该权力超越领土中所有其它的，这表示它享有主权。各级行政机关，如副首脑、郡长和行政人员，凭藉与主权的正式关联，而获得决定权。
其次，该权力的后盾是对合法强制权力的垄断，体现在军队和警察上。国家有足够权力，防止分段、部落和地区的自行退出。（这也是国家与酋长领地的分别。）
第三，国家权力是领土性的，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因此，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时期，法兰西还不算国家。其时，统治法兰西的是弗兰克斯国王，而不是法兰西国王。国家的疆土可远远超越部落的，因为其成员的资格不受血缘关系的限制。
第四，与部落社会相比，国家更为等级分明，更为不平等。其统治者和他的行政官员，常与社会中的其他人，分隔开来。某种情况下，他们成为世袭的精英。部落社会中已有听闻的奴役和农奴，在国家的庇护下，获得极大的发展。
最后，更为精心雕琢的宗教信仰，将合法性授予国家；分开的僧侣阶层，则充任庇护者。有时，僧侣阶层直接参政，实施神权政治；有时，世俗统治者掌管全部权力，被称作政教合一（caesaropapist)；再有时，政教并存，分享权力。
随国家的出现，我们退出血缘关系，走进政治发展的本身。下面几章将密切关注，中国、印度、穆斯林世界和欧洲，如何自血缘关系和部落，过渡到非个人的国家机构。一旦国家出现，血缘关系便成为政治发展的障碍，因为它时时威胁，要返回部落社会的私人关系。所以，光发展国家是不够的，还要避免重新部落化（tribalization），或我所谓的家族化（patrimonialization）。
世界上，不是所有社会都能自己过渡到国家层次。欧洲殖民者出现之前，19世纪的大部分美拉尼西亚，由群龙无首的部落社会组成（即缺乏集中的权力）。非洲亚撒哈拉的一半，南亚和东南亚的的部分地区，也是如此。(2) 缺乏长远国家历史的事实，大大影响了它们在20世纪中期独立后的进展。与国家传统悠久的东亚殖民地相比，这一点显得尤其突出。中国很早就开发了国家，而巴布亚新几内亚一直没有，尽管人类抵达后者更早。为什麽？这就是我希望回答的问题。
国家形成的理论
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把国家形成分成两种，“原生”和“竞争”。国家原生形成，是指国家在部落社会（或酋长领地）中的首次出现。国家竞争形成，是指第一个国家出现后的仿效追随。与周边的部落社会相比，国家通常组织得更为紧密，更为强大。所以，不是国家占领和吸收邻里的部落社会，就是不甘被征服的部落社会起而仿效。历史上有很多国家竞争形成的案例，但从没观察到国家原生形成的版本。政治哲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只能猜测第一个或第一批国家的出现，有众多解释，包括社会契约、灌溉、人口压力、暴力战争和界限。
国家源于自愿的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论者，如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一开始并不想提供国家如何出现的实证。相反的，他们只是试图厘清政府的合法性。但弄清第一批国家的出现，是否通过部落成员的明确协议，以建立集中权力，这还是很值得的。
托马斯·霍布斯这样解说有关国家的“交易”：国家（即利维坦）通过权力的垄断，保证每个公民的基本安全；作为交换，公民放弃各行其是的自由。国家还可向公民，提供无法独自取得的公共服务，如产权、道路、货币、统一度量衡和对外防卫。作为回报，公民认可国家的征税和征兵等。部落社会也可提供一定的安全，但其公共服务非常有限，因为缺乏集中权力。假如国家确实源于社会契约，我们必须假设，在历史上的某天，部落团体自愿决定，将独裁的统治权委托给个人。这种委托不是临时的，如部落酋长的选举，而是永久的，交到了国王和其后裔的手中。这必须是部落中所有分段的共识，因为每一分段，如不喜欢，仍可出走。
如果说主要动机是经济，即产权的保护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国家源于社会契约，似乎是不可能的。部落社会是很平等的，在密切相处的亲属团体中，又是很自由的。相比之下，国家是强制、专横和等级分明的。腓特烈·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把国家称作“最冷酷的怪物”。我们想像，自由的部落社会只会在极端的逼迫之下，出此下策；如果面对即将来临的异族入侵和灭绝，则委托一名独裁者；如果面对即将摧毁整个社团的瘟疫，则委托一名宗教领袖。实际上在共和国期间，罗马独裁者就是这样选出的，如公元前216年坎尼会战后汉尼巴尔（Hannibal)对罗马的威胁。这表明，国家形成的真正原因是暴力，或暴力的威胁，社会契约只是有效途径，并非终极原因。
国家源于水力工程
社会契约论的变种，是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 的“水力工程”论，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