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宪制问题?——西方历史与古代中国

而是看到了雅典公民相互之间有深刻的不信任，雅典宪制的任务就是必须全力平衡各部落对城邦政治决策的影响，还必须让让各部落都能看到这种平衡，政治上放心。因此，雅典民主宪制安排的主旨是保证雅典城邦不至于因各部落和公民间的相互不信任和猜忌而崩溃。这与前面说的斯巴达的宪制安排在原则上是一致的，与中国北魏，一个在由各个部落形成的部落联盟基础上形成的王朝，为防止某一部落对朝廷政治影响过大，确保各个部落对北魏朝廷政治决策的平衡，而采取了“子贵母死”制度，[16]仅就制度功能而言，也是完全一致的。
　　细心人甚至可以察觉雅典的宪制安排是一种不得已，由于公民相互间缺乏足够的政治信任，城邦因此只能以绝对平均主义甚至随机的抽签方式和每人执政一天来解决参政问题。不仅今天的学者，我想即便当时雅典的公民也一定都知道这种宪制安排不合理、不理性，不可能有好结果。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做？让我们把这个抽象的制度重新语境化：雅典是古希腊最大城邦，居民三十万人，公民四万人，在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下，要民主治理这么大的一个城邦，麻烦就很大了。居民一多，就会众口难调，相互间缺乏足够的利益认同；居民一多，居民就会发现周围陌生人多了，而陌生人之间一定会缺乏信任感，不容易发生共同的归宿感或共同体感。因此这就可以解说为什么立法者一次次改革，努力让更多公民参与政治决策来增强公民对政治的信任，培养共同体感，不光是要求他们参加公民大会，而且让尽可能多的公民成为议事会成员。
　　这种追求没错，但客观分析其后果，并不可能改善雅典的政治。首先是，一旦参政人太多，参政者手中的权力实际稀释了，这就会令他们趋于不负责任，各种各样的“搭便车”就会出现并日益普遍，结果一定是没有多少公民真愿意并主动参加公民大会。而支持这一猜测的有：第一，公民大会的法定人数是6000人—全城邦公民的15％左右；第二，城邦以金钱财富补贴公民参加公民大会或参加陪审；第三，以抽签方式选出参与执政的公民—抽签表明这是义务而不是权利；以及第四，城邦补贴公民参加体育盛会或观看文艺表演—试图用更多的公民社交活动来培养公民对城邦的认同和相互认同。
　　无疑，民主制令更多公民参与了雅典城邦的政治，但问题是，“无恒产者无恒心”，这么多人决策，每个人一生治邦一天，会有谁把这当回事呢，遇到问题了，只要熬过这一天，就可以交差了。苏格拉底之死就是庞大的陪审团不负责任的有力例证之一。而在这样的政治之下，就一定要求，在公民大会和议事会之外，必须设立可以连选连任的十将军，由他们负责并执掌必须及时处理的有关城邦“军事、外交和国库大权”，并保持政治治理的连续性。因此可以说，雅典为了维系古希腊最大的城邦这个共同体，试图以此为基础上培养公民的共同体感，只能以牺牲政治治理为代价。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关于城邦的最佳人口数量（公民数最多不超过万人）和土地面积大小（目力可及的范围）的讨论分析，[17]可以支持我的这一判断。后代许多思想家关于民主制适用条件的分析也表明，至少在其鼎盛期，直接民主制已无法令雅典获得民主制的好处了。[18]
　　还必须看到，尽管在分类上斯巴达是贵族制，雅典是民主制，但上面的叙述也表明，这两个城邦的宪制架构有许多相似之处。雅典的十将军，尽管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却有人多次连选连任，这其实是贵族制的因素。而斯巴达城邦中，同样有民主制因素的公民大会，即便它不是最后决策并承担政治责任的机构。而莱库古在斯巴达，梭伦、克里斯提尼和伯里克利等人在雅典推进的变法或宪制变革，又有很强的君主制因素，至少是政治强人的因素。他们都属于韦伯笔下的魅力型政治家。因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判断是对的，古希腊城邦的最重要宪制问题，并不是一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治理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从氏族社会的多个部落中演化出来的城邦这样的政治共同体中形成一种超越部落的共同体感，让每个公民以城邦为家，这就要求城邦的统治者，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言，无论其人数多少，都要以全城邦的利益为重，兼顾城邦全体的利益，而且要让城邦的公民都看到、理解和相信统治者是为了全城邦的利益。而在城邦宪制的设计和执行上，就如柏拉图所言，这考验统治者或宪制创制者的政治智慧和治理技艺。
　　而理解了这一点，我们还可以理解这两个城邦的宪制创造者采取的一些经济、货币、财政和文化政策措施实际上具有宪制意义，即促进城邦政治构成的意义。雅典人口众多，贸易经商必然带来城邦内部的贫富分化，阶级矛盾尖锐，要缓和矛盾自然要求政治利益的平衡，因此会让更多公民参与政治。这就可以解说为什么雅典宪制集中关注的是促进、便利甚至强求公民的政治参与。而在斯巴达的立法中，莱库古也注意到维护城邦共同体的问题，但他不是强化政治参与，而是通过众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措施来防止社会分化，避免贫富差别加大。为消除人民内部的贫富差距，他重新分配了土地；为防止特别是对外贸易带来迅速的贫富分化，莱库古甚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