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存在或缺席，为之所作的解释，听起来像是吉卜林的《原来如此》（Kipling Just So stories)。例如，美拉尼西亚的部份地区，其环境条件与斐济或汤加的非常相似——都是大岛，其农业能养活密集人口——却没有国家出现。原因可能是宗教，也可能是无可恢复的历史意外。
找到这样理论的重要性不是很明显，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竞争形成的，而不是原生形成的。很多国家的形成，是在我们有书面记录的年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开始得很早，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之后，与地中海和新大陆的不相上下。早期中国历史，有详尽的书面和考古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中国政治的惟妙惟肖。但最重要的，依马克斯·韦伯的标准，中国出现的国家比其它任何的更为现代。中国人建立了统一和多层次的官僚制度，这是在希腊或罗马从未发生的。中国人发展了明确反家庭的政治原则；其早期统治者刻意削弱豪门和血缘团体的力量，提倡非个人的管理制度。中国投入建国大业，建立了强大且统一的文化，足以承受2千年的政治动乱和外族入侵。中国政治和文化所控制的人口，远远超过罗马的。罗马统治一个帝国，其公民权最初只局限于意大利半岛上的少数人。最终，罗马帝国的版图横跨欧亚非，从不列颠到北非，从日耳曼到叙利亚。但它由各式民族所组成，并允许他们相当的自治权。相比之下，中国帝王把自己称作皇帝，不叫国王；但他统治的，更像王国，甚至更像统一的国家。
中国的国家是集权官僚制，非常霸道的。马克思和魏特夫，认识到中国政治这一特点，所以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这样的词语。在后续章节中，我将要争辩的是，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不过是政治上现代国家的早熟出世。在中国，国家巩固在社会其它力量演变成机构之前，如拥有领土的世袭贵族，组织起来的农民，还有以商人、教堂和其它自治团体为基础的城市。不像罗马，中国军队一直处于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从没对政治权力构成独立的威胁。这种初期的权力倾斜，却被锁定很长时间，因为强大的国家可采取行动，防止替代力量的出现，不管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要到20世纪，充满活力的现代经济才能出现，打破这种权力分配。强大的外国敌人不时占领部分或整个中国，但他们多是文化不够成熟的部落，反被中国臣民所吸收和同化。一直到19世纪，欧洲人带来的外国模式，向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途径提出挑战，中国这才真正需要作出应对。
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不同于西方的, 主要表现在: 其它机构化的力量，无法抵销这早熟现代国家的发展，也无法加以束缚，例如法治。在这一方面，它与印度的截然不同。马克思最大错误之一，是把中国和印度，都归纳在“亚细亚” 模式中。不像中国，但像欧洲，印度制度化的社会抵消力量——组织起来的祭司阶层和血缘关系演化而成的种姓制度——在国家积累权力时，发挥了制动器的作用。所以，过去的2千2百年中，中国的预设政治模式是统一帝国，缀以内战、入侵和崩溃；而印度的预设模式是弱小政体的分治，缀以短暂的统一和帝国。
中国国家形成的主要动力，不是为了建立壮观的灌溉工程，也不在魅力型的宗教领袖，而是无情的战争。战争和战争的需求，在1千8百年内，把成千上万的弱小政体，凝聚成大一统的国家。它创立了永久且受过训练的官僚和行政阶层，使政治组织脱离血缘关系,成为可行。就像查尔斯·堤利（Charles Tilly)在评论后期欧洲时所说的，“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这就是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