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的使命

秩序”、“人治秩序”、“宗法秩序”等组成的“多元混合秩序”。这是一种“实然社会秩序”， [33]它与“应然社会秩序”发生了冲突。面对这种社会秩序，作为中国的法学家，在进行法学研究时一味追寻西方的模式是行不通的。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社会生活的变化，要求人们保持创新的活力去适应生活，变化的生活必然给法学家提出崭新的课题。有专家支招：对中国法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是静下心来解决一些中国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而不是人云亦云，或者为一些细枝末节问题作旷日持久的无谓的争论，徒费口舌和笔墨，或者总是“打擦边球”，不痛不痒，无病呻吟。例如全球化形势下的财政、金融等诸多问题。 [34]并且，“中国法学界必须真正融到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去，而不是隔岸观火或者躲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悠哉游哉，飘飘乎遗世而独立。” [35]在费希特看来，学者由于自己的使命，必然要做人们作为人，为了自己共同的使命而应该做的那些事情—不是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别的事情上，而是花在人们过去必须珍惜时间和精力去做的事情上，把对于别人来说是一种工作之余的愉快休息当作工作、事情，当作自己生活里唯一的日常劳动来做。 [36]相形之下，我国法学家在推进法治进程中时间及精力上是否有保证值得深思。
　　法学研究是应该随着法律现象的变化而不断适应的研究活动。因为法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只有洞察生活的变化才能保持一种学术研究与现实生活的良性互动。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在法律制度、法律理念等方面达成共识。因此，对于中国的法学研究而言，如果不顺应全球化趋势，进行法律制度的选择和重构，如何推进世界法治发展的进程。
　　三、法学家的当下使命
　　“在人的概念里包含着这样一个意思：人的最终目标必定是不能达到的，达到最终目标的道路必定是无限的。因此，人的使命并不是要达到这个目标。但是，人能够而且应该日益接近这个目标；因此，无限地接近这个目标，就是他作为人的真正使命。” [37]“提高整个人类道德风尚是每一个人的最终目标，不仅是整个社会的最终目标，而且也是学者在社会中全部工作的最终目标。学者的职责就是永远树立这个最终目标，当他在社会上做一切事情时都要首先想到这个目标。” [38]作为法学家，其最终目标是推进入类法治进程，实现社会秩序和谐，为接近这个目标，必须做到：
　　（一）不懈学习，锐意改革
　　法学家必须做到博学多识，以知识武装自己，不断提高学术素养，弘扬严谨的学术作风。所以，作为一个法学家，必须首先坚持不懈地学习新知识，不断充电，使自己跟上世界知识变迁的步伐，然后才有资本来看待这个变化的世界及运用其分析和解决世界问题。从全球化的趋势看，“中国法律和法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是走向世界。” [39]中国的法学研究面临变革，法学家应成为这种改革的主力。
　　德国学者费希特说过，“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因此，学者特别担负着这样一个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授技能。” [40]这种才能是通过坚持不懈地学习而获得的。费希特还认为，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是：“高度注视人类的一般的实际发展过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过程。” [41]只有不断学习，吸收新知，通过这种方式关注人类的发展过程。并且，法律是一门需要长期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的艺术，在未达到这一水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从事案件的审判。 [42]
　　对法律进行研究所形成的法学是一种知识理论体系，包括观念、文化等因素，它以知识为基础，进行理论体系的架构。没有知识基础，将无法实现理论体系的架构任务。正如学者所言，法学发展是受法学家的法学知识支配的。从法学知识内部看，法学家对法律理想图景的观念会制约其法学研究。从法学知识外部看，法学家的其它无意识中的观念，潜意识中的观念及文化因素都会制约法学研究，而且比前一个方面的制约性更大、更具有决定性。 [43]
　　从一定的意义上来看，经济全球化是以本国法律向国际社会通行作法接轨为工具和载体的，这自然而然地会深刻影响到法学知识的内容。“法学知识中可以分为人工的知识和自然的知识两种。人工的知识就是具体的法律规定，而自然的知识是藏在大量法律现象、规则、判例、法条背后的，人们无法用肉眼直接观察到的一些关系、规律。” [44]为法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也是法学理论形成的基础。因此，“学者应该不断发现自身的局限性，并且尽全力维系这种局限性，这是其安身立命之本，或者学者这一切问题都没有根据，唯一的根据就是在积学，这是维系自身价值的切实支柱。” [45]
　　的确，知识对法学家也一样重要，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法学家在研究法律当中获得的专门知识，使他们在社会中独辟一个行业，在知识界形成一个特权阶级，还自然地形成一个团体，他们的专业相同和方法一致，使他们在思想上互相结合起来。 [46]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法治社会会面临不同的社会需求，担负起不同的社会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