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的使命

与所谓的“科研成果”挂钩，法学家们面临着空前的著书立说的压力，而“也创造了无数的养家糊口的饭碗”。。事实如此，如今一些法学家的研究很多是脱离实际的，其成果对社会现实不能产生作用。法学的实用性要求法学家必须成为民情民意的调查者，成为洞察中国当代各阶层利益分布的社会工作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对法学的研究就是非常肤浅的。 [24]
　　随着全球化领域的扩张，越来越多的西方时尚话语成为法学研究的资源。引用西方学者观念以达致论证目标，已成为一种普遍性、公式化的分析手段。一些背离本土文化背景的西方话语，尤其是“普世人权”观念、“非国家化”思潮，越来越多地展示在我国法学家、法律人乃至社会百姓面前。邓正来教授认为，中国法学研究在过去30年当中主要是通过移植西方既有的理论，包括西方的概念工具、分析框架甚或西方的问题来发展中国法学的。因此，中国社会科学界或法学界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派。 [25]对于这种断言，中国的法学家肯定接受不了。
　　全球化浪潮对法学及其研究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纵然，法学语境下，法律始终是一个“实然”的国家属性的概念。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法律生活领域正在呈现全球性重构的趋势，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运动已经逐步地而且日益深入地被卷入了全球化进程。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每一个国家、地区和民族以及公民，都必须确立全球发展意识，平等地自主地参与全球性行动，共同制定和形成全球性的行为准则。因为“社会在不断地变动和发展，反映并用以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制也必然要相应地改变自身。从实用主义的视角来看，旧的法律手段如果已经能够解决当前的社会课题，就应该摸索新的方法。” [26]不难判断，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法律实践已对中国传统法学提出了挑战。传统法学研究对象主要局限于国家法及其与此相适应的国内社会生活与国家权力。在全球化时代，一国法学固然仍应以本国法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必须同时把外国法、特别是超国家法、全球统一的规则纳入分析对象范围之内，并由此分析国际社会、全球性或区域性超国家组织，并把国家法、国内社会、国家权力放到全球法律体系、政治结构中加以分析。至于肩负着塑造法律精神、指引法治实践活动的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更应当越出国家法的狭隘圈子而面向全球法现象。 [27]对此，我国的法学家及其研究已经有所关注，但是，缺乏具体的范式和措施，在全球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难有优势可言。
　　其次，对法学家参与法律实践的忧思。“法律乃是掌握于法学家之手的独立的知识分支。” [28]因此，法学家有必要参与法律实践，并为法学的研究与发展积累素材。法学推动法律的发展，法学家或者出于官方的使命探究法律，或者出于个人的兴趣研究法律，或者出于实践的需要解释法律，通过这些活动推动法律的发展。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法学家参与法律实践的机会不断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我国法治的进程，但是法学家的实践活动也遭到部分质疑。例如，号称辽宁省首黑的主角刘涌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死缓，曾引起了司法界、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强烈震撼，社会舆论出现一边倒的情况。舆论矛头直指辽宁省高院、辩护人和以陈兴良、陈光中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刑法专家及学者们。特别是有关专家们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被认为是收受贿赂、干扰司法独立、左右审判的行径。而有关当事人的辩解不仅没有使公众信服，反到了越抹越黑的地步。一个社会，当公众对法学精英也失去信任的时候，不能不说是法学家们的悲哀。 [29]但是，今天类似的形象并非鲜见。
　　从这段质疑的描述中，不免折射出法学家在参与法律实践中存在些许问题，诸如不能公正、客观地对待法律真实和事实真实，在对待当事人和法律关系上的立场存在偏颇，离开了正义的轨道等。众所周知，正义问题永远是隐藏在法学骨髓里的无法消解的文化基因。 [30]当代美国著名的法学家波斯纳，花了大量的精力证明经济学的财富最大化原则是符合正义的。“法学家应该有独立的人格，忠于科学，忠于事实，唯科学真理以求，客观、公正地研究法律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为人类贡献有益的思想。” [31]因此，法学家在参与法律实践过程中，如果偏离了“正义”，必遭质疑。此外，经济全球化必然伴随着法律的变革已成为现实，各国都曾在努力使国内的立法、司法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以保证本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而如何顺利接轨的问题就毫无疑问地摆在了法学家的面前，但是，相关法学家对于处理国际事务问题的法规缺乏了解，研究更加不够，以致不能坚持应有的原则和立场。
　　最后，法学家推进法治的实情。通常认为，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法理的社会，是一个依靠法律来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即一个法治的社会。即使“近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以民主政治为前提并要求法律应体现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大多数成员意志，一切组织和个人应普遍守法。” [32]但是，当下的社会虽为现代社会，法治实情却呈现复杂状况，有人将其概括为：“法治秩序”与“礼治秩序”、“德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