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成熟的治理方式，一种治国技艺，可能也是代价最小的技艺，而最能获得同情和认同的技艺，不外乎法治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转变治理方式的问题。今日中国，如果说真有推进法治的诚意，就要放下革命思维，不搞运动，也不搞运动式治理，而当留意制度建设，铺展新型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毕竟，大哄大起，却无制度遗产，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阵风过后，容易死灰复燃，甚至变本加厉。--“反四风”，雷声大雨点也大，举国额庆，迄今有效，但无建立在舆论公开等项制度基础之上的长久体制性安排，一旦上头松口风，则下头肯定松口腔，报复性反扑，变本加厉胡吃海喝。不信等着瞧。实际上，已经悄悄地在反扑了……
第四，由此，整个国家治理要讲究和平、中道、审慎的品德，不能用斗争的方式讲阶级仇恨与敌我思维。因此，各方合力，促使治国者理性治国，这是当务之急。而最为理性的方式，不外乎法治也，一种法权程序主义的规则之治也。审慎、中道、和平与理性，既是政治德性，当为有守有为的政治家所铭记谨行，操切不得。四面出击、八方树敌，绝对不是个好主意。
第五，再往前推展，则于一国之内如何实现和平，达成一种全体公民政治上和平共处的格局，从而实现法治？最好的方式不是别的，是民主。
正是在此，问题遂从法治推延至民主。如果问今天什么是大是大非，我要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如果真想建设法治，请从推进民主开始。为什么？因为民主要解决权力的永久正当性，通过让人民成为主权者，把人民还原为公民，从而作为选民进入公共领域，秉持公共理性进行博弈，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共和国统一体这一政治法权框架内，施展手脚，不逸边界。如此这般，“人民”这个集合体，遂成这个国家的股东，从而一举落实政权的来源问题。权源解决了，落实了，大家心平气和了，它就正当合法了，剩下的只是政府治权的行使和运作，用公共财政和公共政策来打理，而无需日日夜夜“维稳”也。那时节，权力的制衡和经由独立司法来捍卫各方循沿规则之治各得其所，才能真正给力，怎么会没有法治呢？！
法治是和平文化，一种规则之治，最为核心的部分是对最高权力的限制。如何限制？首当其冲，民主、民主，还是民主。民主解决“权为民所赋”，宪政提供权力的配置方案，法治旨在为它们包裹上程序主义的规则之治。三位一体，荣损与共，而国之治也！
畅想一种、推崇一种、宣示一种和平文化与现代政治文明，无论肉食者抑或芸芸大众，皆无所逃，可得违忤乎？！
第六，最后再说一点，往国家理性这边靠靠，旨在深化主题。诸位，内政一体化的政治共同体格局下，以暴制暴，则天下大乱。和平、理性与文明，讲的是公民理性所彰显的公民文化，堪为立国之本。国家理性需由公民理性来制约，一如以优良政体来承载国家理性，国家才会是国民的家园。它们用力指向不同，都是现代立国的枢机。而法治，正为国家理性和公民理性之交集契合所在。事到如今，法治蔚为治国通则，本不是什么大道理。
事实上，百年中国，一直在朝此努力。经济上的世界一体化，香港昭示的法治榜样，台湾作为大中华文明圈有机组成部分而将民主落地的实践，早已为整个中国的民主法治预演。因此，抛弃革命思维，在一种心平气和的气氛中推进和平文化，渐次造就公民文化，以公民文化推展法治文化，藉法治文化促进民主文化，慢不得，急不得，正需点滴推进，一步一部往前迈呢！而前提条件正为“和平”也！也就因此，占东占西，占南占北，都没用。
各位，现在许多事情很奇怪，说和做脱节，不只是一个知行关系的事儿。我想，“真诚”是一方面，因为利益在棋盘上，但更多要从制度层面找，要从制度文化的培育下手。比如，中国高度空前的市场化改革方案要求放权，要求落实包括地权在内的一系列公民权益。但为了推进这一切，有人认为必须依恃高度集中的权力才行，因而出现了集权化态势。这样一个紧绷的局面，不自相矛盾吗？
当前，需要一个廉洁政府打造法治形象，从而为政治合法性加分，但问题在于，法治于此恰恰经常缺位，不起作用；自上而下的政令，看似雷厉风行，有时也面临“不出中南海”的窘迫。怎么办？只好通过集权式、整风式的反腐运动来解决。雷霆之怒，立竿见影。可是，整风式的反腐败运动，本身就是对法治的某种蔑视，其得延续乎？而且，反腐本身若无体外监督，也可能成为腐败的滋生之地呀！从积极的政治期待而言，无法仰恃反腐来破局，已然不言自明；在消极的结构－功能意义上，治理结构的增量改良与制度修复能力，早已丧失或者弱化，正有待于立宪民主从根子上来打理呢，哪里是反腐所能做到的！这不是说反腐不重要、不亟需、不应该，毋宁，是说推进制度建设更重要，也更急迫。这些内在冲突和政制紧张，一日不解决，所谓“法治”之为一个问题，是没法解决的。
怎么解决？法学家的思路是点滴推进，和平前行，一点一滴。是啊，转型时分，牵连内外；进退之间，千奇百怪；不是学好，就是学坏；上上下下，你拉我拽；一朝落地，三样开态。
但是，首需保卫和平，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