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指出，法治确实和不同的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有着密切的联系，确实不能用一个标准去衡量不同国家的法治状况。但是不可否认，法治中也确实包含着各个民族和国家共通的成分。就规则之治而言，是否遵重规则，是否按规则办事，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受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即使在同一个国家，规则之治的差别在城市和农村，在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在不同的群体中都能体现出来。从一个大城市出发，驾车到中小城市，再到县城，乡镇，在遵守交通规则方面的差别相信每一个有着实际驾车经验的人都能体会到。在小城镇，人们经常发现红绿灯的设置如同虚设，但是由于车辆稀疏，即使不遵守交通规则，也出不了什么大事。而在大城市，不遵守交通规则带来交通事故的几率会大得多。可见，规则之治对于现代社会、对于城市化的迫切性。
二、良法之治
在实质意义上，法治指的是良法之治。对法治的信仰以良法为基础。这种法治信仰不是仅仅由于法律代表了国家意志，遵守法律就是尊重国家，而是与法律本身的正当，即法律是“良法”相关。换句话说，如果法律不是良好的而是恶的、错误的，提倡法治信仰，不但没有积极意义，甚至会有相反的作用。如果法律规定的不正确，要人们遵守，无异于迷信。而且从实际来看，一切规定的不正确的法律，尽管打着规则之治、法治的旗号，要人们一体遵行，实际上人们总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规避法律，甚至公然违反法律。
在实行良法之治的时候，“立法要符合实际”具有基础作用。如果立法不符合实际，尽管我们可以把法治信仰喊得震天价响，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国家强制保障法律实施，但要人们把它当回事，上升为信仰，实在很难。
把良法的标准确定为立法要符合实际，应该包含几种不同的意思：
一是立法要科学，要反映事物的内在规律。比如我们现在经常讨论的“中国式过马路”，固然和人们的规则意识，行人的生活方式与大都市的交通管理不适应相关，但是也和我们的交通规则设置的是否科学、合理有着直接关系。如果交通信号灯的设计无论如何使许多人都不可能在规定的时间穿过马路，从而使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人过不了马路，而只有不遵守规则才可能过马路，人们还可能遵守交通规则吗？除非他根本就不打算过马路。因此，要使人们建立法治信仰，立法要科学是前提条件。否则，规则之治、法治信仰必然遇到尴尬。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立法的不科学，造成只有违法才能达到目的，按照法律办，却会阻力重重，耽误许多时间和精力，违法的人占便宜，守法的人吃亏，怎么可能形成法治信仰？
二是立法要符合社情民意。有的时候立法尽管是科学的，但在实际中由于多年的习惯行不通。比如前些年在一些地方执行的有关禁放、限放烟花炮竹的规定。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燃放烟花爆竹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从科学角度完全应该禁止。但是燃放烟花爆竹又是一种民俗，有着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具有辞旧迎新，推陈出新的功能。立法在考虑这类问题时并不是完全以是否科学为基础，而必须考虑是否符合实际，是否为大众所接受。如果不考虑民意、民俗的因素，即使通过了，执法的成本会很大，效果会大打折扣。在美国宪法史上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即禁酒令。如果从科学角度，喝酒影响健康，耽误工作，甚至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应该被禁止，但是喝酒又是相当多的人的生活方式，也是抒发情怀、联络感情的渠道，通过法律禁酒不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私酒贩子的生意越做越好，最后禁酒运动不得不无声无息地收场。
三是立法要遵循立法程序、立法科学，这是立法符合实际的保证。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利益多元化、价值多元化的社会，在立法过程中怎么达成社会共识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一项法律的出台，不同群体经常会有很不相同的意见。许多立法之所以得不到公众的信仰和尊重，恰恰是由于不遵守立法程序，立法前没做过充分的调研和评估，在立法过程中没有充分听取公众的意见，公众没有积极参与到立法过程中，没有听取专家意见，或者即使走了立法程序，但是程序安排不尽合理，比如听证会是立法公众参与的程序，但是听取的只是某一利益群体的意见，而没有听取其他相关群体的意见；论证会或座谈会是听取专家意见的程序，但如果只听取了持某种意见的专家的意见，而没有听取持相反观点的专家意见，虽然开了专家座谈会或论证会，也是无济于事。在听取了专家和公众意见后，怎么做出取舍，如何综合判断，都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如果听取公众意见和专家意见，只满足于走走程序，决策者依然固我，立法要科学、要符合实际仍然是一句空话。实际上，要做到立法科学、符合实际都需要用符合科学的方法收集意见、作出决策。只有这样，才可能制定出值得信赖、信仰的法律。
我们所面临的立法现状是，大多数法律可能还不能完全做到符合实际，还达不到良法的标准，人们是否应该服从？当然，我们提倡守法，即使法律可能不完善、有缺陷，而不主张动辄以法律规定有缺陷为名，公然不守法。况且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法律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能因为法律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就不遵守。从实际情况看，形成良法之治有一个过程，这是一个立法的完善和公众的法治信仰相互调试的过程。法治信仰不是迷信，不可能指望一个错误的规定，不管出自谁，人们会有很大程度的信仰，唯一的办法是一步一步的修改、调试，立法越符合实际，公众对法治的信仰就会越高。而且这种调试，不一定都是通过修改法律而实现，在实施的过程中通过法律解释、通过自由裁量的环节进行微调，通过执法、司法实践为修改法律积累经验，是经常使用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