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老师：现在的改革思路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要逐渐放开，但是农地非农用的许可还是要坚持。就是行政许可，加市场化运作。这是我的观察。另一个重要的人物叫蒋省三。蒋 与刘守英、李青合著的《中国土地政策改革：政策演进与地方实施》是近年来的一项重要成果。提出来供参考。
主持人：您谈到广东的经验，当然我曾经在广东支教一年，后面我会有些案例与蔡老师一起分析。有种说法是这样写道：我国未来民法典或单行法中集体土地所有权应当是蕴涵了主体独立，地位平等，意志自由等价值理念的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所有权，农民集体对其财产享有独立，完整的所有权。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并不能真正解决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面临的困境，因为法律文本上独立，完整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在现实中仍有可能异化为村社干部的权利，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现依然成为问题，发生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现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欠缺完备的程序规则。现行法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规定主要有《民法通则》74条，《土地管理法》8条，《物权法》第60条，这些规定只是简单地宣布哪些财产归农民所有，并未具体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运作程序。尽管《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了农地发包程序，但这些规定依然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而且只涉及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一方面，总之，程序建构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促进集体所有权运作的民主化。对于涉及到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农村土地物权制度变革而言，尤其如此，渐近式的变革模式是必然选择。您的看法。
蔡老师：同意你说的渐进式改革。因此，我的书中并没有讲私有化。集体是农民的组织。这是我的立场。程序建设是必要的，但是民法恐怕很难做到这一点。
主持人：因为您的书中很少有数据，所以在一些方面我不好算出，“股份合作企业法律规范的特点是，它试图将合作制与股份制的优点结合在一起，但是又不坚持任何一种制度的全国原则，其中的冲突与矛盾所在多有。对企业终止后财产的处理，规定的尤其失当。税后利润中提取不可分割的公共积累被当作集体企业的根本特点，要不然就不能享受集体企业的政策优待。这反映了规则制订者想引导乡镇企业走“集体化”道路的良苦用心。进入WTO以来，中国的乡村集体企业在政策优待方面有哪些积极表面，包括中小板上市，包括承接中国产业转移等等，有哪些变化与发展。国家又有哪些政策优待，如果还是用“集体化”。乡村集体企业的未来方向在哪里。
蔡老师：现在的思路是强化农地承包权，集体所有权对已经承包出去的农地已经起不到多大制约作用了。实际上，新世纪以来，当局已经放弃了以所有制形式划分企业和给定政策。而代之以企业组织形式。当然，国企这个国民经济的决定性力量还是有不少垄断性收益的。在我看来，集体企业现在的政策优待已经很少了。如果不是没有的话。
主持人：您在书中谈资金来源和资本结构当中，您有个数据，后面的结论是，银行和信用社贷款是企业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在当时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流动资产中的存货和应收帐款变现性很差，乡村集体企业资产的流动比率不到1.5。速动比率不到1.，营运资本比率不到1/3，这种资本结构很容易导致企业的支付危机，也是造成乡镇工业企业“负债饥渴”直接原因 众所周知，06年的时候，中国成立了汇金公司，主要是用外汇储备来冲抵银行的呆坏帐，进行股份制，引进战略合作者，但中国农业银行的呆坏帐比率是最高的，然后在成立中小板，以解决包括乡村集体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包括又成立了许多股份份制银行包括武汉这边是武汉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也有进行农村和农业这个金融市场的想法，您觉得这样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乡村集体企业的问题吗，包括现在公司法和民商法方面还存在哪些不足。问题有点多哈
蔡老师：现在的话题已经不是如何支持集体企业了，而是如何支持中小企业融资了。集体企业可以放在中小企业这个术语下讨论。
主持人：恩。
蔡老师：我总认为，一个企业的资信不是外部来支持，而是需要自己做出信誉。你要是有信用，人家就会借贷给你。就象一个大学生刚出校门，有个很好的创意。他要创业，可以找创业投资公司，赔了有人负责。这就是一种市场机制。
主持人：确实在发展民间金融这一块，温州是很有代表性的。
蔡老师：外部支持是有条件的，不是慈善性的。
主持人：6月7日，陈锡文在中国农业大学以《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几点思考》为主题演讲 谈到了几点：现有土地制度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形势，应该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否则平衡不了诸多矛盾。改革不是进行土地兼并，而是在规模经营的基础上，使农民转化为市民。
蔡老师：我们知道，有些小微企业的抗风险性是很差的。你怎么扶持？它在市场上有什么优势？为什么扶持？这些都没有搞清楚，就在想对策，是不是瞎忙？因为不少农民离开了土地，土地在撂荒。三十年不变不是破坏生产力嘛。市场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有生产能力的农户将离乡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受让过来。
邓虹老师：问个问题，1949年之后，农民有过土地吗？30年不变怎么会破坏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