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花费了很多不必要的笔墨。魏特夫原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蜕变成反共产主义者。他发展了马克思的亚洲生产方式理论，为专政出现于非西方社会，提供了经济的解释。他争辩，大规模的灌溉需要，只有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方能做到，从而促进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和墨西哥的国家兴起。 (3)
水力工程的假设，要解答甚多疑问。新生国家的地区，其早期灌溉工程的多数都是小型的，地方上自己就能应付。像中国大运河的大工程，是在建立强大国家之后，只能算是结果，不应是原因。(4) 魏特夫的假设若要成真，我们必须假想，部落成员聚集起来说，“我们将心爱的自由交给一名独裁者，让他来管理举世无双的大型水力工程，我们将变得更加富有。我们放弃自由，不仅在工程期间，而是永远，因为我们的后代，也需要卓越的工程主管。”此种情形如有説服力，欧洲联盟早已变成一个国家了。
密集人口
人口统计学家爱斯特·波斯勒珀主张, 人口的增加和密集，是技术革新的主要动力。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江河流域的密集人口，创造了精耕细作的农业。它涉及大规模灌溉、高产品种和各式农业工具。人口密集允许专业化，允许精英和百姓的分工，从而促进国家的形成。低密度人口的团队和部落社会，为减少冲突，可以分道扬镳；如发现不能共存，便自立门户。但新兴城市的密集人口，并无如此的选择。土地的匮乏，能否取得重要公共资源，都可触发冲突，从而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
即使人口密集是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我们仍有两个未获答案的疑问：一开始，是什麽造就了密集人口？ 密集人口与国家，是怎样互动的？
第一个问题，似乎有简单的马尔萨斯答案：如农业革命的技术革新，大大提高土地产量，导致父母生育更多孩子，从而造成密集人口。问题是，有些狩猎采集社会的利用率，远远低于当地环境的富饶能力。新几内亚的高地居民和亚马逊的印地安人，开发了农业，却不愿生产馀粮，尽管在技术上是做得到的。所以，有了提高效率和产量的技术，可以增加人口，但不能保证，这些事情的确实发生。(5) 人类学家建议，在某些狩猎采集社会，粮食供给的上升反而导致了工作量的降低，因为其成员更在乎休闲。按平均来説，农业社会的居民比较富庶，但必须工作得更加努力。这样的交换，可能并不诱人。或者说，狩猎采集者只是陷入了经济学家所谓的低平衡。那是指，他们掌握了转移至农业的技术，但必须面对他人分享盈馀的前景，旋又打消了转移的想法。(6)
这里的因果关系，可能被颠倒了：早期社会的人不愿产生盈馀，除非挥鞭的统治者强迫他这样做；主人自己不愿辛苦工作，却很乐意迫使他人这样做。等级制度的出现，不在经济因素，而在政治因素，如军事征服或强迫。埃及金字塔的建造，顿时浮现在眼前。
因此，密集人口可能不是国家形成的终极原因，只是中间的变数，其本身又是尚未确定因素的产品。
国家源于暴力和强迫
经济解释的弱点和空缺, 把国家形成的来源, 指向暴力。从部落到国家的过渡，涉及到自由和平等的巨大损失。很难想像，为了灌溉可能带来的巨大收益,部落社会愿意这麽做。所以，牵涉的利害关系必须更大。威胁生命的有组织暴力, 是更可信的解释。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实际上一直参与暴力，尤其是在部落层次。一个部落战胜另外一个时，可能出现等级和国家。为了在政治上控制战败部落，战胜者建立了集中的强迫机构，渐渐演变成原生国家的官僚系统。如果两个部落在语言或种族上是不同的，战胜者可能建立主仆关系，等级制度慢慢变得根深蒂固。异族部落前来征服的威胁，也会鼓励部落团体建立起更永久更集中的指挥中心，如夏安和普埃布罗的印地安人。（7）
部落征服固定社会的案例，在历史记载中屡有发生，如党项（Tanguts）、契丹（Khitai）、匈人（Huns）、女真（Rurzhen）、雅利安（Aryans）、蒙古、维京人（Vikings）和日耳曼人，他们都是以此建国的。唯一的问题：最早国家也是这样起家的吗？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苏丹南部的部落战争，历时数世纪，却一直没能建立国家层次的社会。人类学家争辨，部落社会有平衡机制，冲突之后会重新分配权力；努尔人只收纳敌人，并不统治他们。于是，解释国家的兴起，似乎还要寻找其它原因。彪悍的部落团体，从亚洲内陆草原、阿拉伯沙漠和阿富汗山脉向外出征时，才会建立更为集中的政治组织。
地理界限和其它环境
人类学家罗伯特·卡尼洛（Robert Carneiro）注意到，就国家形成而言，战争虽然是普遍和必要的，但还不够。他争辩，生产力增长，如发生于地理上被环绕的地区，或发生在敌对部落的有效包围时，才能解释等级国家的出现。非环绕地区，或人口稀少地区，衰弱的部落或个人可以跑掉。夹在沙漠和海洋中间的尼罗河峡谷，以沙漠、丛林和高山为界的秘鲁峡谷，在那里不存在逃跑的选择。（8）地理界限也可说明，生产力的增长会导致人口密度的增加，因为没人搬走。
新几内亚高地的部落也有农业，也住在被环绕的峡谷，所以单凭这些因素，是无法解说
